1938年夏，在山西阳城町店附近，八路军第115师344旅刚经历了一场不理想的战斗。原本计划设伏的他们由于组织松散，最终演变为遭遇战，尽管消灭了五百多名日伪军，但自身也遭受了较大损失。这场战斗暴露出的问题不仅涉及指挥，还有更深层次的历史背景。344旅由红15军团演变而来，具有较强的战斗力，但也延续了许多地域特色和历史关系。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红军改编为八路军，344旅成为第115师的一部分。

改编后，虽然部队的编号发生了变化，但团队内部的个人关系并不会立刻改变，尤其是年轻干部之间，他们通常二十多岁就承担了重要职务，虽然能力出众，但也容易因年轻和能干而产生骄傲和任性。徐海东作为红25军的将领，曾能有效管理队伍，面对战斗和干部关系的双重压力，然而他的健康状况逐渐恶化，甚至在工作中多次晕倒。八路军改编初期，政治工作制度经历了暂时的调整，致使思想教育和组织监督的空隙出现。经过战斗后，黄克诚意识到部队内部存在隔阂问题，并没有掩盖，直接向中央报告并建议恢复原有的政治工作制度。

黄克诚被任命为344旅的政治委员，但初到任时并未获得烈士般的欢迎。尽管徐海东给予支持，但其他干部对他态度冷淡。黄克诚以谈话、组织整顿和纠正作风为切入点，试图将部队引回统一指挥的轨道。然而，事情并未如愿展现成效，344旅的内部问题依然突出。党员之间的信任缺失和部分干部的背叛行为让他和徐海东都感到十分无力。

随着徐海东身体的持续恶化，他最终提出辞去旅长职务的请求，朱德同意了。然而在旅长空缺后，田守尧自认为资历和威望足以接任，尽管朱德口头上表示认可，但并未给予正式确认。随后，中央意识到必须打破内部封闭状态，于是决定将杨得志调任为344旅的旅长。尽管年龄不大，杨得志已经参加过多项重要战役，适合承担此重任。

杨得志上任后，没有仅依靠命令，而是与黄克诚一道召开党委会议，推动干部们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重新整顿纪律。同时，在作战方式上也有所创新，强调游击战而非过去的集中兵力作战。杨得志率领部队逐步开辟抗日根据地，并在不同战场上与黄克诚领导的部队共同成长，形成日后多支主力部队的基础。

342旅的问题并非单靠训诫所能解决，徐海东的威望、黄克诚的政治工作、杨得志的军事指挥和中央的组织原则等多方面力量共同作用，才使这支年轻而强悍的部队得以摆脱旧有羁绊，重塑战斗力。